2013年3月，《中国科学报》刊载了名为《汉服运动十年》的专题文章，对我国汉服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回顾，并对其主要活动进行了调查及报道。如今，距离青年“汉服文化”运动的兴起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10多年当中，汉服文化运动的演进经历了从关注民族文化表征到进入传统文化内核，从小众群体活动到广为人知的大众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汉服运动的兴起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其兴起及发展都镌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然而，这一以传统文化复兴为诉求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所具有的亚文化研究的重要本土素材意义与其在青少年研究领域中的缺失显得极不相称。而一些学者基于服装设计、美学、民族学的视角对这一现象所做的研究，或聚焦于汉服本身的美学价值，或在缺乏一定实证经验作为支撑的前提下冠之以民族主义的判断，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调查、分析与判断。鉴于广州青年流行文化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为了深入研究青年“汉服文化”，且基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们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广州汉服文化运动以及汉服爱好者群体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透视与还原这一带有鲜明青年亚文化特质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历史脉络、意义建构与实践逻辑。由于样本数量本身绝对值偏低，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面向广州市的汉服文化爱好者进行了问卷发放，发出问卷23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10份，有效回收率为91％。同时，本研究对汉服组织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一、“汉服文化”的概念与兴起

　　一般认为，汉服的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服概念即为自“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以来到清代之前的汉民族传统民族服饰的总称，它包含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系列风格构成的服饰体系。而狭义的汉服也就是根据我们的直观理解，是汉朝时期华夏民族(汉民族)的民族服饰。汉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古至今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形成了多元的风格，并形成了一定的服饰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礼仪文化系统，正如《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总的来看，其所具有的显著特征是“上衣下裳、交领右衽、系带隐扣、宽袖博带、束发戴冠”，从而示人以洒脱飘逸之印象。汉服文化，又被称作汉服运动、汉服文化运动、汉服复兴运动，是指以青年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公众通过复兴汉民族传统服饰以及传统礼仪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带有典型青年亚文化特质的文化复兴运动。例如，广州汉服协会在自己的章程中就提出该组织是“由广大汉族传统服饰推广者自发成立、具有学术专业性、非营利、以宣传汉民族传统服饰和传统文化为目的的社会团体，是广州市倡导国家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构建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在2001年APEC会议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出现在公众面前以来，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关注与讨论就曾掀起了一阵热潮，“汉服复兴”的概念也就在那时被提出来，并出现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话语体系之中，此时，有关汉服的实践是作为个人层次存在的，且主要集中于网络社区的讨论之中，因而又被称为网络汉服时期，尚未进入现实世界的社会公众视野。汉服较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发关注是在2002年，当时连云港的一位名叫李光伟的高校教师将自己身着汉民族传统服饰弹古琴的照片发布到网上并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这应当是汉服运动兴起前的一次重要热身。而对汉服同袍①来说，一般更倾向于认为汉服运动发起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郑州市电力企业职工王乐天(网名为“壮志凌云”)身着曲裾深衣行走于郑州市大街之上向公众展示宣传汉服之魅力，汉服同袍们认为“汉民族服饰消失360年以来重现街头”，在他们眼中这一壮举堪称“自清朝顺治皇帝在1645年下令执行‘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的剃发易服政策以来第一个将汉服穿上街头的人”，从而理所应当被誉为拉开汉服运动帷幕的重要里程碑式事件。在这10多年当中，汉服运动走过了兴起阶段(2003-2005年)、发展阶段(2006-2008年)和深入阶段(2009年至今)等过程。在当前深入阶段，汉服爱好者已经可以细分为“考据派”(侧重于考证汉服服制)、“改良派”(侧重于汉服创新、汉元素融入当下)、“视觉派”(侧重于汉服的展示及挖掘美学价值)、“激进派”(抱有极端主张、言辞较为激烈的小众群体)等流派。这是汉服文化在各地青年当中蓬勃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目标诉求以及丰富多彩的实践形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掌握这一时期文化复兴运动的话语权的文化复兴运动实践派别。

　二、青年“汉服文化”爱好者的基本现状

　　年龄结构。从年龄结构看，“80后”、“90后”构成了广州汉服文化运动的主体，统计显示，3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占到了调查对象的91.9％，其中，大专院校、中学中专在校学生以及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白领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参与问卷调查的广州汉服爱好者的职业构成依次为大专院校在校学生(29.5％)、非公企事业单位职工(22.4％)、中小学在校学生(18.6％)。广州汉服爱好者了解及参与汉服运动的年限分别为10年以上(4.3％)、6-9年(11.0％)、2-5年(55.7％)、1年以内(29.1%)。可见汉服运动在10年发展中已初步确立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从而在新世代中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新的力量。

　　性别构成。广州汉服爱好者中女性占到了70％，男性约为30％。这一性别比例与全国及其他地区所做的汉服爱好者的调查结论基本吻合。通过穿着特定风格的服饰成为了亚文化族群吸引关注与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而青年服饰亚文化的参加者主体多以青年女性为优势。汉服运动亦不例外，这一方面源自女性对于服饰审美的特殊偏好，另一方面也源自传统汉服体系中的女性服饰形式更为丰富、更具美感，给人的直观冲击更为明显。因此，汉服爱好者们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何种样式、何种朝代的男性汉服服饰更具有美感，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所具有的价值在于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吸引男性在汉服文化运动中的参与。

　　学历构成。调查发现，广州汉服爱好者中研究生学历者占1.9％，具有本科学历者为37.1％，具有高职、专科学历者占26.2％，具有高中、中专学历者占27.6％，三者总计占91.0％，这一比例与全国调查的数据具有一致性(在百度汉服吧调查的结果显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3.2％，本科学历者占42.1％，高职、大专学历者占13.9％，高中、中专学历者占23.2％，合计为82.4％)，说明汉服运动爱好者大多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功底，具有传统文化知识基础，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理解和认同。

　　民族构成。汉族青年为汉服运动的主要力量，在穗分散杂居的不少少数民族青年也是汉服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这反映出汉服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其极端性民族主义元素始终无法取得也未能取得这场青年亚文化运动的领导权，相反，这场以兴趣、文化为旨趣的亚文化风潮，包容、多元的成分不断增强，并逐渐获得了汉服爱好者们的支持，在他们眼中，汉服运动并非狭隘的民族封闭，它不以民族或国籍为界限，而是以“是否喜爱汉服、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为标尺，在他们眼中，汉服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汉族青年的大民族主义的闹剧，不如说是一群具有共同兴趣爱好与理想信念的亚文化族群一起参与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青年运动。因此，这一青年文化现象并非如同一些学者在汉服运动兴起之初对其发展趋势所作出的诸如种族性民族主义、极端大民族主义、网络文化民族主义这样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有汉服爱好者在访谈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壮族小姑娘非常狂热地喜爱汉服，甚至超过了对本民族服装的热爱，成为了汉服爱好者中的小意见领袖的故事。在随后的访谈中，我们也发现，因问卷设计及发放的局限性(仅设计了问卷的中文版本以及面向广州汉服爱好者中的中国人士发放)，事实上在广州的一些外国人士也时常加入到汉服文化活动中来。2012年，在广州举办的首届岭南民俗文化节、第八届广州民俗文化节暨黄埔“波罗诞”千年庙会上，身着汉服登台献艺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就受到了中国公众的广泛欢迎。

　　汉服活动花费及家庭态度。汉服固然美丽，但因汉服制作的复杂，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线投入生产，而更多的是依托手工制作，因此，汉服爱好者大多会在参与活动中投入一定的花费，包括购买(租借、制作)汉服、购买(制作)汉服配饰、购买汉服书籍资料、分摊社团活动费用等。据调查，大约52.4％的汉服爱好者会将每年花费在汉服活动上的费用控制在500元以内，大约28.1％的人会控制在501-1000元之间，另有13.8％的人会花费1001-3000元之间。而汉服爱好者的家庭月收入7000元以下的占到了74.3％。有71.0%的汉服爱好者选择从汉服网站购买汉服，24.8％的人会选择在本地汉服实体店购买，另有27％的人会自己制作汉服。从家庭支持来看，55.2％的家人对汉服爱好者参加汉服运动持无所谓的态度，另有22.9％的家人始终支持或由不支持转变为支持汉服爱好者参加汉服运动。

三、青年“汉服文化”的主要目标诉求及其实践形态

　　广州青年汉服文化运动实践的主要诉求可以分为逐层递进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汉服文化的传承、传播与普及；汉服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与汉服相关联的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深化等。

　　(一)汉服文化的传承、传播与普及

　　公众对于汉民族传统服饰知识的缺失让同袍们感到苦恼，但客观上也成了青年人深入推动汉服推广与传承的重要动力，具体方式有汉服聚会、汉服游园、汉服婚礼、汉服写真、汉服成人礼等常见的实践形态。问卷调查显示，分别有81.0％和72.4％的同袍经历或听说过汉服被当做和服、韩服的情形，79.1％的同袍经历或听说过将汉服与时下流行的穿越联系在一起，亦有公众将他们看做是COSPLAY动漫爱好者，此外，被当做寿衣、孝服、戏服等情形也普遍存在。诚如前文所提到的王乐天着汉服上街事件中，据王乐天本人回忆，当他行走路过一家商场时就曾被迎宾小姐奉以外宾待遇：“快来看呀，日本人，穿和服的日本人”。因此，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有高达94.8％的广州汉服爱好者非常同意或比较认同其实践汉服运动的目标是“考证服制并向公众普及汉服知识”（见表1）。

　(二)汉服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对于汉服本身的设计与展示的创新是青年汉服爱好者非常热衷的，如汉服设计、汉服配套饰物设计、汉服卡通制作、拍摄汉服电影等，甚至设计汉服式样的学位服也在此之列（见表2）。汉服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服饰里有非常严谨、严肃的文化，而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也有一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封建的东西，比如服饰中的森严等级制。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汉服爱好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传承汉服文化中采取了汲取精华、有所创新的学习策略。而接纳汉元素，并将其融入到汉服设计的创新中去是一个重要前提，91.9％的汉服爱好者表示能够接受汉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在关于是否应该复兴汉服的社会争论中，有公众提出传统汉服若是放到现实生活领域中或许有诸多不便，汉服爱好者发现将汉服主要特征的各要素提炼出来称之为汉元素，这些汉元素被运用到新汉服设计以及时装设计之中，在客观上扩大了汉服的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一些时装时尚行业也参与进来，例如以诗礼春秋为代表的汉元素时装发布会使得汉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感动了无数汉服爱好者，也使得一些曾经对汉服抱有偏见的人加入到汉服运动的行列之中来。

　(三)与汉服相关联的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深化

　　在汉服文化的发展与兴起中，与汉服相关联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也在三个层面得到传承与深化：推动汉服成为学位服等特定礼仪用服；推动汉服成为日常生活服饰；推动传统节庆礼仪复原。有高达97.6％的汉服爱好者认同其实践汉服运动的期待是“推动汉服成为汉民族重要礼仪场合服饰(如婚礼、学位、祭典等)”；81.9％的汉服爱好者认同推动汉服成为汉民族日常服装，这其中69.5％的人认为“现阶段可以礼服化，生活化是长期目标”是实现这一诉求的可行性路径。当然，这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尝试推动汉服进入官方议程的方式实现的。2006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就表达了对汉服文化热的看法，这应当算是较早对汉服文化作出回应的官方人士表态。孙家正说：“我也看到过这个消息，有些地方的一些青年人在提倡穿汉服，但是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装是能够真正成为代表中国的服装，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惑。总体上我的观点是，吃饭也好、饮食也好、穿戴也好，各有所爱，百花齐放，都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我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够创造出并且受到大家都很欢迎的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服装。”这一年发生的另外一件让同袍们欢欣鼓舞的事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的56个民族介绍的图片中的汉民族的图片被换成了身着汉服的汉族青年，这被汉服爱好者们解读为汉服运动正逐渐受到官方正视、默认甚至一定程度的认可。另外典型的事件是2007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发起于民间的汉服文化运动作出了回应。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鉴于汉服“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人为善、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服饰的标志”，因而他建议“可以自行设定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汉服系列中国式学位服”，并进而逐步推动“在结婚、节日庆典或两岸文化交流及传统文化活动”等重大场合穿着汉服。与刘明华持有相似却又并非完全相同主张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天涯社区、汉网与秋雁文学社区等20余家汉服爱好者活跃的知名网站联合发出倡议将汉服中的“深衣”作为奥运会礼仪用服，并将汉服作为中国运动代表团中汉族成员的参会服饰。在此之后，汉服运动活跃分子推动汉服进入官方视野和政府议程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直到最近的2013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改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名为《关于确定汉族标准服饰的提案》，该提案获得了30余位政协委员的连署签名，该提案建议由国家层面的权威机构设计、规范、制定和发布汉民族的服饰标准，并加以推广和普及，以此来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特性，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体现发展兴盛的国家形象。

　　四、“汉服文化”兴起的原因

　　(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所激发的民族认同的觉醒

　　全球化表面上看似不同国家可以自由地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但其本质更多的是属于文化强势者即文化霸权者对处于经济文化低势位者的单向度的文化渗透与传播[1]。世界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面临全球化背景下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和方式保护与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有汉服文化爱好者就曾提出“当看到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服，韩国人有韩服，印度人有莎莉，越南人有长衫，唯独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汉民族除了穿着西装革履，却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服饰。”“你没看人家韩国总统朴槿惠来访的时候还穿着韩服，宣传韩国传统文化?那么我们要是出国的时候要展示我们的传统服饰该穿什么衣服呢？”在汉服爱好者看来，没有能够代表本民族特色、底蕴与性格的民族服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十分频繁的今天抑或国内民族交往中都是件十分尴尬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汉服复兴尽管存在争议，却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谈到汉服运动时就表示：服装是人的第二皮肤，人类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和辨异。

　　(二)国内少数民族政策对于民族身份的强调所引发的民族意识的增强

　　目前的国内民族政策基本依据事实上采用的依然是前苏联时期确定的民族认定办法和关系处理准则，即“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中实际形成的不平等?”[2]这一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强调“政治化”的民族身份，并对于处于相对少数的民族在生育政策、升学政策、传统文化保护、生活区域自治等方面给予了相对于主体民族更加优惠、特殊的照顾，而且各少数民族都有较强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服饰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强烈意识，在全球化时代，其民族性格和特征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民族特性却慢慢消失淡化，这在客观上激发了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青年的身份归属和民族认同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在56个民族同时出现的时候，“各民族都身着光鲜亮丽的特色服饰，唯有作为主体汉族穿着衬衣、西装”，“汉民族的民族个性不断淡化”让青年感到了某种文化认同的焦虑。

(三)服饰作为青年亚文化的直观标识往往成为青年时尚流行文化的先锋

　　青年、服饰、民族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服饰是流行时尚的载体，青年是流行时尚的推动者与消费者，服饰承载着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诉求与人生理想。无论是西方的朋克、摩登派、嬉皮士，还是中国不同时期青年时尚的实践，我们都可以看出服饰是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直观标志与文化符号，[3]而且外在直观、易于在文化工业背景下得以大规模传播流行。而服饰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显性特征，反映了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民族历史的积淀、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智慧的结晶。由中国青年为主体的汉服运动兴起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文化复兴思潮与社会运动才真正摆脱了“曲高和寡”的境遇，从而实现了生活化、平民化和青年化。可以认为汉服运动作为服饰亚文化在客观上成为了青年传承与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汉服文化，青年得以“用现代意识去激活古老的文化元素”，为博大精深的华夏民族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服饰内容和形式，形成了“古韵今风合鸣”的氛围，建构起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文化与制度、民族与世界等复杂议题认知和深入思考的现实载体。[4]

　　五、对青年汉服文化与汉服运动的建议

　　(一)应当平等地保护各民族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权利与诉求

　　要科学地分析汉服运动中青年群体的不同诉求，要求与各少数民族一样同等享有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合法、合情、合理的诉求，这也是青年正当的公民权利，对于各民族青年的合理诉求要予以一视同仁的保护，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媒体传播等方式创造条件帮助汉服社团和汉服爱好者以及各类少数民族服饰青年自组织树立科学、正确的民族观和文化观，教育各民族青年要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学会批判继承的辩证、全面、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内不断强化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学习与认同，使各民族服饰文化爱好者“对于各个族群在‘族群’层面上所保持的特殊‘文化’持有一种‘承认、平等相待甚至欣赏’的态度”，“每个族群对于其他族群的不同文化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相互承认、和谐共存”，[5]使得和谐团结的正能量得以在汉服文化运动及各类民族服饰的青年传承机制过程中得以弘扬和传播；对外应将对民族的情感上升为理性爱国主义，从而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和软实力提升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正确引导并积极发挥青年社会组织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建设性作用

　　青年社会组织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它将传统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内容融入到青年亚文化的范畴之中，丰富了青年亚文化的内容和气质。诸如汉服社、汉服协会之类的青年社会组织所关注和深入的民族传统文化领域呈现出灵活性、探索性的优势正好可以弥补政府因其行政理性及其对于政治风险的规避而导致难以触及的民族文化传承死角。同袍们考证服制、考证历史，并且亲手设计、制作汉服，并形成了诸多严谨、严肃的成果，使得传统文化瑰宝不断得以挖掘出来并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汉服运动对于文化身份的建构实践对于我们尝试以“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替代“政治化”视角以分析考察与引导族群关系，从而在群体和个体层面实现政治民族平等具有一定启迪意义[6]。因此，需要政府和共青团组织积极重视、强化服务，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在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当前，共青团组织可以在开展青年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工作的过程中加强与汉服运动中的意见领袖与社团领袖建立互动联系，通过他们了解青年人的主要观点和要求，对于其合理的诉求给予积极回应，这对于积极发挥作用，及时控制可能的消极影响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加强对极端民族主义言行的监控，限制可能的消极影响

　　网络社区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虽然在现实中并未掌握汉服运动的话语权，但往往会影响公众对汉服运动的认知，因此对于这些极端言行的约束实际上也是大多数汉服爱好者的共同愿望，诚如部分汉服社团领袖所说的：极端观点和情绪的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这些人往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误导性，如果放纵这些人，听之由之，极有可能把我们的方向领向了错误的道路，会毁了汉服运动的未来。因此，应当让他们树立对社团和汉服运动负责的态度，明确自己的认识，规范自己的言行。

　　注释：

　　①汉服爱好者彼此之间互称“同袍”，“同袍”源自《诗经·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参考文献：

　　[1]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4-154.

　　[2]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A].列宁全集（第3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28-634.

　　[3]李采姣.青年与服饰现象关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7(04)：21-26.

　　[4]王军.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82-96.

　　[5]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

来源：《当代青年研究》2015年第20151期 
 　作者简介：

李春丽，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文化与社会问题；

朱峰，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组织、公共外交与青年工作；

崔佩红，广州岭南汉服文化研究会，主要研究方向为汉服文化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