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艺术品“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一，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文化发展的一件伟大贡献。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我国古代发展的一件伟大贡献。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我国古代大书法家和大画家的真迹。这些珍贵的书画，虽然珍藏了几百年或上千年之久，但墨迹仍然清晰，光彩夺目，古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之说，显示了墨特有的功效。这对丰富和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墨的历史非常悠久。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2100年，）我国已经有利用墨色作为美术装饰了。不过，那时很可能是利用天然矿物色，和现代的完全不同。有文字可查的还要稍晚一些时间。据《述古书法纂》记载：“刑夷始制墨，字从黑士，煤烟所有，士之类也”刑夷是周朝宣王（公元前827年——782年）时人。相传有一次，他在河边洗，看到水中漂来一块松炭，偶然拣起，结果弄了一手黑，这引起他极大兴趣。他带回家中捣研成末，用糯米粥之类的东西调和，遂制成墨丸或墨块。又从长沙出士的晚周帛画上的墨色和战国竹简上的漆黑墨色来看，说明周代已正式出现了“墨”。 汉之后，墨的制作有所发展。汉朝宫廷特别设墨了专门掌管纸、墨、笔文房用品的官员。据“汉官仪”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麋大小墨两枚”。显然，制墨的规模一定相当大了。事实上，汉时的产墨区遍及于陕西扶风（风翔）、麋（阳）、延州（延安），以及广东等地，其中以 所制的墨最佳，因此，古人诗文中也有称墨为“麋”的。后来的制墨者，不少用“古麋”作为墨的图案题识，以表示历史悠久，墨质精好。
从汉到魏晋、南北朝，虽制作墨的人数不多，但墨的质量却不断提高。三国魏时，韦诞（仲将）总结前代经验，制出了被人誉为“仲将之墨，一点如漆”的佳墨。据说韦诞曾给黄帝曹睿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之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敢在黄帝面前夸口，可见他造的墨一定是很好的。到了晋代，制墨技术进一步科学化，发明了用胶配制成墨，使墨的质量大有改善。汉代墨成碎块，用研石在砚上磨成墨液使用，到用胶后，方能聚成墨锭，大致与现代的墨相去不远。
唐初，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墨工人数和制作水平都有较大变化。这时，已开始用桐油等动植物炼烟制墨。主要产墨区移到多松的易水和潞州等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末战乱，易州著名墨师奚超、奚廷珪父子避乱于安徽歙州（宋改为徽州），见到黄山风景优美，遍山是适于制造好墨的松树，又有练溪新安江的水，遂又重操制墨生涯。由于奚氏父子积极专研，改进了捣松、和胶技术，终于制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于是，不单廷珪担任了李煜的墨务官，而且全家“赐给国姓”改姓李氏。从氏，“李墨”名满天下，一度还形成“黄金易得，李墨难获”的情况。
宋时，有了用松烟与油烟制墨两种方法，制作技艺大有改进。李墨的产地------歙州发展更快，几乎到了“家传户习”的地步。制墨地区从歙州扩及黄山黟州，再发展至整个徽州地区，“徽墨”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及至明朝，在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了一定程序萌芽的条件下，过去秘而不传的用“桐油烟”与“漆烟”的制墨方法被广泛利用，墨的生产又向前发展一大步，并出现了邵格之、方瑞生、罗小华“四大名家”。这时，久享盛名的徽墨开始出口，行销日本、东南来等地。
清代，又出现了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制墨“四大家”，并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说。清代制墨，无论是墨的数量或质量，都要超过历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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