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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半臂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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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2-12-30【关闭】
摘要：
文章对元代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元代传世画像、元代墓室壁画和元代出土实物资料等，探讨了敦煌壁画中所绘蒙古族供养人所着半臂的形制，认为此半臂是元代流行的比肩，即蒙古文献中的“答忽衣”。；并纠正了答忽衣专指皮衣的错误观点。笔者认为比肩不专指皮衣，是元代质孙服的一种款式；另外，文章还说明了比肩与比甲、海青衣、高丽式半臂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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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壁画；蒙古族供养人；半臂
敦煌莫高窟现存元代开凿的洞窟有第1、2、45、95、149、462、465等窟，重修的洞窟有第7、9、18、21、61、76、85、138、146、190、316、320、332、335、340、413、464等窟。安西榆林窟现存元代开凿的洞窟有4、27等窟，元代重修的洞窟有第2、3、6、10、15、18、29、39、41等窟[1]。上述洞窟中保留了一部分元代所绘的壁画内容，部分是元代蒙古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所绘蒙古族供养人服饰最具特色。据史料记载与前人研究成果，敦煌壁画中元代蒙古族男供养人所著长袍大多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质孙礼服。其中有几身元代蒙古族供养人画像，他们身着窄袖右衽交领长袍，即质孙服，此服外罩半袖右衽交领长袍，其长度略短于质孙长袍。笔者试从元代文献资料、元代传世画像、元代墓室壁画、其他出土实物等资料分析，说明敦煌壁画中所绘蒙古族供养人所着半臂是元代流行的比肩。还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答忽衣专指皮衣的错误观点。笔者认为比肩不专指冬季所着皮衣，而是与质孙服或窄袖长袍配套服用的一种衣服款式。还说明了比肩与比甲、海青衣、高丽式半臂之区别。
一．半臂形制
半臂是短袖式罩衣。这种款式的衣服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属战国中晚期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不少精美绝伦的丝织物珍品，其中编号N－14的对龙凤纹大串花绣绢绵衣，其衣特点是衣长腰部以下，短袖宽口，肩袖平直［2］（图1）[1]。其后在四川重庆化龙桥东汉墓中也发现了著半臂式上襦的汉代女婢陶俑［3］（图2）。汉刘熙《释名·释衣服》：“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4]说明汉代的半袖指短袖襦。从战国到汉代都有服用半袖，其形制大概是对襟短袖长服或对襟短袖上襦，款式变化不大。到隋唐时期，半袖衣的服用比前代较广。从唐代始短袖罩衣被称为“半臂”。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6引《实录》：“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臂，除去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士人竞服，隋始制之。今俗名搭护。”［5］唐代妇女作供奉时服用此半臂，《新唐书·车服志》卷24：“半袖裙襦者，东宫女史当供奉之服也。”［6］ 唐永泰公主墓妇女石刻画中的致祭的宫廷女官，著对襟、袖长齐肘、身长及腰的外罩衣［7］（图3）。唐代宫廷女官以外其他妇女也有著半臂者，西安王家坟村出土唐三彩陶俑，著小袖长裙，裙上束至胸部以上，外罩套头式半袖衫［8］（图4）。此外陕西新城长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等所著半臂以上述半臂的形制相似。唐代男子也著半臂，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唐代壁画中有两位正在拉船的纤夫，他们著长至膝部的半袖衣（图5）。从而得知，唐代男女所著半臂的形制有区别，女子半臂对襟、及腰者多见，也有套头等款式，男子半臂长至膝部。到元代半臂的服用更加普遍、更加多样化，形制上也以前代相比有所变化。从宫廷至民间，从百官至普通民众，无论男女皆服用。有隋唐时期的直领齐腰半臂、也有高丽式方领齐腰式半臂，还出现了一种以前代半臂风格迥异的交领、右衽、腰束带、两边开衩、袍长过膝的半袖长袍。从敦煌壁画元代蒙古族供养人服饰能窥见此形制的半臂。
二．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半臂形制及特点
敦煌莫高窟第332窟是初唐时期开凿，五代、元、清重修。此窟甬道南壁有五身男供养人像（图6）[2]，其中从右第二、三身供养人身着元代典型的质孙长袍，袍外罩有略短于长袖袍的交领、右衽、腰间束带，两边开衩的半袖长袍。此窟甬道北壁绘有四身供养人像，其中两身着蒙古族贵族妇女姑固袍，另两身似乎是侍从，着窄袖长袍，袍外罩略短于长袖袍的交领、右衽、半袖长袍（图7）[3]。榆林窟第3窟是西夏开凿，元、清重修。此窟甬道北壁绘有男供养人五身，其中一身蒙古族男子供养人像，头戴宝顶笠帽，身穿元代典型的质孙服，外罩交领、右衽、两边开衩的半袖长袍（图8），此窟甬道南壁下层绘有蒙古族女供养人五身，其中一身女供养人身着交领、右衽、窄袖长袍，外罩交领、右衽、两边开衩的半袖长袍（图9）。榆林窟第6窟，唐代开凿，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重修。此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绘有蒙古族供养人画像，一男一女对坐于体积硕大的矮床上，男像头戴宝顶莲花帽，身穿窄袖右衽长袍，袍外罩交领、右衽、两边开衩的半袖长袍（图10）。此窟明窗前室西壁南侧也绘有一组与上述图相似的蒙古族供养人画像，只是床两侧站立的两位侍从服饰与上图有所不同，他们身着窄袖右衽长袍，袍外罩交领、右衽、两边开衩的半袖长袍（图11、12）。榆林窟第4窟是元代开凿，清重修。此窟西壁门南侧画普贤变一铺，下绘有蒙古族供养人4身。其中三身女供养人和一身男供养人，从左第二身女供养人身着交领、右衽窄袖长袍，外罩交领、右衽、两边开衩的半袖长袍（图13）。
上述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所着半袖长袍的特点是罩穿在右衽窄袖长袍外，其形制为交领、右衽、两边开衩，袍长略短于长袖袍。男女供养人及侍从都着此形制的服饰，男式半臂腰束带，女式不束腰带。此半臂极适合马上民族骑射。它不仅轻便，而冬季穿则保暖,春夏秋季穿则防风，又装饰性极强，半臂的颜色大多不同于长袖袍的颜色，层次感鲜明。
三．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所着半臂是元代流行的比肩
（1）质孙服制度
“质孙”，又写作“只孙”、“济孙”，意思为颜色，脸色等。质孙服一词，最早见于窝阔台时代史乘。窝阔台在继承汗位的宗王大会期间慷慨赏赐。当时的质孙宴上“他们每天都换上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9］到贵由汗时代，质孙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罗马教皇的使臣加宾尼出使蒙古时目睹了当时贵由汗帐幕中选汗大宴的盛况。他说：“（宴会期间）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穿红天鹅绒衣服，那一天贵由来到帐幕，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10］从加宾尼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到贵由汗时代，质孙服已开始有了制度化的规定，即每天更换一种颜色，而且要求颜色统一，面料质地也有了讲究，品种也多样化。进入元代，服饰制度更加完善，元代初期（1275）来蒙古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有较详细的记载。他说：“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罗马币名）确有万数。”［11］从此记载得知，此时的质孙服已有严格的等第之分，质地面料更加讲究，更加华丽。到元英宗时期（1321）“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质孙服、天子之五辂与腰舆、象轿，以及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百官之质孙，以及于工庶人之服色”［12］有了定制。《元史·舆服》载：“质孙、汉言一色衣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13］从上述记载得知，质孙服是蒙元时代大汗颁赐的统一颜色的出席质孙宴会时所着的礼服。此服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上衣下裳上紧下宽，并在腰间加多折细褶，肩背挂大珠，衣、帽、腰带配套穿戴，并在衣、帽、腰带上均饰有珠翠宝石，做工精细，按身份地位严分等级。据《元史舆服志》载，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夏之服凡十有五等。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夏之服十有四等。
（2）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所着半臂是元代流行的比肩
目前，学界对元代蒙古族服饰的研究相对溥弱，尤其是对元代蒙古族服饰形制的研究成果极少，深度不够。其中未见对比肩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章，只是在有关论著和文章中提及，如沈从文、周锡保、黄能馥、陈娟娟等先生的论著中提及，但都未详细说明半臂与比肩之关系，让人无法了解比肩的形制。《元史·舆服志》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曰襻子答忽。”［14］此服是天子质孙服中冬季所着十一等中之一种。说明比肩也是质孙服之一部分，俗称答忽衣。《元史》卷139《乃蛮台传》载：“继又以安边睦邻之功，赐珠络半臂，并海东名鹰，西域文豹，国制以此为极恩。”［15］此半臂是元至顺元年，太宗皇帝赐给有功之臣乃蛮台的礼物。说明此半臂极为珍贵，作为贵重礼物赐于功臣。清初王士正《居易录》载：“今谓皮衣之长者曰褡护。”又云：“半臂衫也。”据《元史·舆服志》载，质孙服是“凡勳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皇帝所赐服饰大多是质孙礼服。所以此处所说半臂应是与质孙礼服配套服用的比肩，即答护衣。从而推测出元代质孙服上所罩比肩是短袖式长袍。
从元代石窟画像、墓室壁画、出土陶俑与草原石人、波斯彩绘中目睹到元代比肩的形制。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有一组蒙古族女供养人像，她们双手合十作供养状。头戴红色绒球形帽，身后披红色帔巾，身穿窄袖袍服，紧身合体，外罩一件与袍长短相差寸许的半袖袍［16］（图14）[4]。榆林窟第3窟和第4窟中着半袖长袍的蒙古族女供养人的服饰与上述壁画中女供养人的服饰极相似，说明元代男女皆着半袖长袍，形制也相似，只是女子半袖长袍不束腰。
内蒙古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中绘有一幅宴饮图，画面正中画三间歇山顶建筑，室内正中置一长方形桌，上摆各种食品，男女主人正平坐宴饮。男主人头戴尖顶帽，上饰朱红帽缨，脑后垂巾，身着盘领紧袖长袍，外罩半袖长袍，腰似有偏带［17］（图15）[5]。敦煌壁画中男供养人所着半袖长袍与上述墓室壁画中的男供养人半袖长袍形制很相似。
洛阳道北元墓发掘出许多元代陶俑，其中有两件陶女俑身着交领、左衽式半袖长袍［18］（图16）[6]。元代虽以右衽为主，但妇女或侍从穿左衽式服装的情况也较多。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方省和肯特省发现了蒙古帝国时代的遗存－草原石人雕像。有些石像肘部以上可以看出套在袍外的半袖长袍的袖口［19］（图17）[7]。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出土了三座汉白玉石雕人像，此石人像端坐于靠背圈椅上，内穿紧袖长袍，外穿右衽半袖式长袍［20］。上述出土陶俑与草原石人所着半袖长袍皆是元代流行的比肩。敦煌壁画中男供人所着半袖长袍的形制也与上述陶俑与草原石人所着比肩相似。
波斯彩绘中的托雷汗、拔都汗、旭烈兀汗等均着元代典型的质孙长袍，外罩交领、右衽、两边开衩、腰束带的半袖长袍（图18）[8]。与敦煌壁画中男供养人所着半袖长袍的形制基本相同。
从上述记载得知，敦煌壁画中蒙古族男女供养人所着半袖长袍是元代流行的比肩。
（3）从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所着半臂看出比肩不专指皮衣
对元代比肩的文献记载极少，很多学者都从《元史·舆服志》所载的“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曰襻子答忽。”中得知比肩是答忽衣，是用银鼠皮制成的冬季罩在质孙长袍外的衣服。清初王士正在《居易录》中云：“今谓皮衣之长者曰褡护。”所以史卫民等学者认为，答忽衣指皮衣,在其专著《元代社会生活史》中云：“所谓皮袍，就是蒙古人所说的‘答忽’，又译写作‘搭护’等，即‘皮袄’、‘袄子’，一般人穿的是羊皮，羊羔皮制成的答忽，贵族才有貂鼠答忽，银鼠答忽，即用貂鼠和银鼠皮制成的皮衣”[21]周锡保先生认为，比肩是一种皮衣，有里有表而较马褂长些的类似半袖衫的一种衣服[22]。黄能馥，陈娟娟等先生也认为，此服是元代官员，常在袍外罩的一种半袖的裘皮衣服[23]。都未详细说明理由。南宋遗老郑思肖有诗：“骔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24］并自谓：“搭护，元衣名。”这里答忽衣和笠帽搭配,据《元史·舆服志》载，冬夏季节所着质孙服都有其严格的规定，衣、帽、腰带配套穿戴，敦煌壁画中的莫高窟332窟的两位着比肩的男供养人头戴钹笠，榆林窟第3窟蒙古族男供养人头戴宝顶笠帽，榆林窟第6窟男供养人头戴宝顶莲花帽，似乎上述几位男供养人所戴帽都属于笠帽的一种。元刻《事林广记》插图中元代蒙古族官吏及仆从有头戴大方敞口的四方瓦楞帽或钹笠，身穿质孙长袍，外罩半袖、右衽长袍，看似不像冬季的服装[25]。据《元史·舆服志》记载，夏季质孙服上应佩戴笠帽。正如《黑鞑事略》中所记载的：“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26］所以笔者认为，
答忽衣不专指皮衣，它应是与男式质孙服或女式窄袖长袍搭配服用的一种衣服款式，不分男女，不分冬夏，罩在质孙长袍或窄袖长袍外的适合骑射的袍服。它轻便又保暖，装饰性极强。
四．比肩与比甲、海青衣、高丽式半臂之区别
比甲是一种没有领没有袖，齐腰，后面倍长于前面，前面用两襻结之的衣服。这是元世祖的皇后察必，曾经设计出的一种衣服式样。《元史·后妃传》载：“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27］此类衣饰在辽时已有。《夷俗考》载有：“别有一制，围于肩背，名曰‘贾哈’，锐其两隅，其式样像箕，左右垂于两肩，必以锦貂为之，此式辽时已有。”［28］此形制的衣服极适合骑射，骑马奔跑时能够护胸与背，所以北方游牧民族中颇受欢迎。海青衣也是适合骑射的元代衣服之一种。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载：“（海青衣）衣以出袖海青衣为至礼。其衣于前臂肩间开缝，却于缝间出内两手衣裳袖，然后虚出海青两袖，反支悬纽背缝间，俨如四臂。謏虏者妄谓郞主为‘天蓬后身’。衣曰‘海青’者，海东青，本鸟名，取其鸟飞迅速之义；曰‘海青使臣’之义亦然。虏主、虏吏、虏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礼节服色一体无别。”［29］从此条记载可知，海青衣的主要特点在于袖子，原本是长袖，从前臂起开缝，再反悬纽背缝间。此衣轻便又有装饰性。
当时元廷内高丽式半臂风靡一时，其形制与比肩的衣袖很相似，但此衣是方领、齐腰式为主。张昱《宫中词》：“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载。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30］。权衡《庚申外史》载：“（元）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31］1982年赤峰市元宝山区宁家营子村老哈河西岸“沙子山”西坡发现了元代壁画墓［32］，壁画中有彩绘《墓主人对坐图》（图19）[9]，其中女主人身穿左衽紫色长袍，外罩方领深蓝色齐腰式半袖衫。其女主人身后站立的女仆身着窄袖左衽粉红袍，外罩方领、齐腰式半袖衫。从而可知，元代高丽式半臂也很流行。
［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壁画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
［2］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86页。
［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130页。
［4］ ［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175页。
［5］ 王三聘辑《古今事物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第122页。
［6］ 《新唐书·车服志》卷24，中华书局，1975，第523页。
［7］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254页。
［8］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263页。
［9］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17页。
［10］ ［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63页。
［11］ ［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华书局，2004，第353页。
［12］ 《元史·舆服志》卷78，中华书局，1976，第1929－1930页。
［13］ 《元史·舆服志》卷78，中华书局，1976，第1938页。
［14］ 《元史·舆服志》卷78，中华书局，1976，第1938页。
［15］ 《元史·乃蛮台传》卷139，中华书局，1976，第3352页。’
［16］ 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第248页。
［17］ 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1。
［18］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2。
［19］ ［蒙古］巴雅尔《东蒙古石人研究》，《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2,3。
［20］ 陈永志《羊群庙元代石雕人像装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5。
［21］ 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76页。
［22］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心甘戏剧出版社，1984，第355页。
［23］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第246页。
［24］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第248页。
［25］ ［南宋］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1，齐鲁书社，1997，第60页。
［26］ 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印室编印《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黑鞑事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印刷厂，1985，第29页。
［27］ 《元史·后妃传》卷114，中华书局，1976，第2872 页。
［28］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361页。
［29］ （南宋）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1，齐鲁书社，1997，第138页。
［30］ 陈高华点校《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第17－19页。
［31］ （明）权衡《庚申外史》，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32］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4。
[1] 文中图1－图5均选自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插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图6中的线描图选自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3]图7中的线描图选自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 图14选自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5] 图15选自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1。
[6] 图16选自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2。
[7] 图17选自［蒙古］德·巴雅尔著，胡·额日很巴图转写《蒙古石人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
[8] 图18选自自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中的图版。
[9] 图19选自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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