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大自然中，禽兽足爪践地，原始人则是手足赤露，攀缘行走。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为了抵御风寒，防止刺伤，发明了鞋。最初的鞋只不过是裹在脚上的兽皮。我国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出现了经缝制的兽皮鞋。
“鞋”字，古代本写作“鞵”。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鞵，生革鞮也”，“鞮，革履也”。可见上古的鞋是鞮的一种，就是用皮制作的最初的鞋子。中古以后，鞋才成了鞋类的总称。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鞋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用品。做鞋的材料有麻、葛、韦（熟皮）等。这一时期的鞋有屦、舄、履等。屦是用麻、葛或韦制成的单底鞋。《诗经·魏风·葛屦》：“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此诗为缝衣女奴所唱。“纠纠”是纠纠结结，即再三修补。是说她们辛辛苦苦“为他人作嫁衣裳”，而自己却在隆冬之际，还穿着葛丝编成的破旧鞋子，又怎么能够践踏霜雪，抗御严寒！一般的屦是用麻绳编成的，为使其结实耐用，编制时须像现代编草鞋一样，边编过砸。所以《孟子·文公上》有“捆屦织席”的说法。据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晋人蔡谟云，汉代以前，屦是鞋的总称，在《诗经》和《易经》中出现过的履字，均训作践，本是动词，足以为证。舄是复底鞋，就是在单底的屦下，另加一块木板作为重底，穿着它便于举行典礼时长久站立或在泥湿中行走。故《释名》说：“复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之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下，使干腊也”。古代以舄为贵，以屦为贱。详细记载周王室职官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儒家经典《周礼》一书，在《天官冢宰下》记述“屦人”的职掌时，首先是掌管王及王后的舄，其次才是掌管“外内命夫命妇”的屦。舄只能在朝觐祭祀时着用，而屦则是无时不用的。舄有三等，赤为上，黑舄、白舄次之。赤舄也称金舄，男子、妇人穿礼服时着用。舄与屦都有絇、繶和纯。 絇是鞋头用丝带穿结而成的装饰部分，好像后来的鞋梁。繶是鞋面鞋底相连之处以丝条嵌成的牙边。纯是缝于鞋口的上缘。按周代礼制，屦、舄的颜色要和裳的颜色相同，而且什么屦、舄用什么颜色的絇 、繶和纯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些情况有的影响到后代。《文献通考》记载，南朝梁武帝肖衍天监年间（502-519年）后，诸王穿朝服时着黑舄，开国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助祭郊庙”时着赤舄。因舄、屦为生活所必需，故还流传着不少故事。《汉武内传》载，元封二年（前109年）7月7日夜里二更之后，西王母自天宫降于大殿前，脚上穿的是“凤文舄”。另据载，汉朝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本是个给皇帝治病的官，但他终日嗜酒，每当与人聚饮，便乘兴耍酒疯，掀开衣裳，赤露身体，作为戏乐，随后还弄混鞋子，使之颠倒，故人称为“乱舄”。
（二）
履，《说文解字》解释为“足所依也”，“从舟”。《玉篇》说：“皮曰履”。意思是，履起保护足的作用，形似船，用皮制成。履有带，称之为綦，屦没有带。在礼仪场合须穿履，平日家居则着屦。这是履和屦的区别。
古代有登堂入室必先脱履的礼俗。《礼记·曲礼上》：“户外有二履，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是讲，门外若放着两双鞋子，说明室内已有两人，必须听到他们高声说话时才能进去。平辈或身份相等者之间，脱履后，在室内是否穿袜，悉由自便。但如同长辈或身份比自已显贵的人在一起，则不能穿袜，只须赤足。不然也是失仪。清·赵翼《陔余丛考》：“古人度地而坐，故登度必脱其履。……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据《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载，卫侯辄在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职官名）声子，穿袜登席，卫侯大怒。于是声子战战兢兢地解释道：臣的脚有创疾，君主见了将要呕吐，所以不敢脱袜。卫侯听了这番话，不但毫无原谅之意，反而火上浇油，竟要砍去声子双脚。最后声子只行借故逃跑。由此可知，当时脱履去袜，在一定情况下，何等重要。后来这种用跣足表示礼敬的习俗，一直延续唐代，才被废止。至于西汉的开国元勋肖何，曾被高祖刘邦赐准“剑履上殿”，就是在朝廷晋见皇帝时，可不必解除佩剑，脱掉鞋子。那个时代，这确是一种极大的荣誉。
汉代的履，从马王堆出土文物看有“歧头履”，即履头为分叉状，前部有翘起双尖，墓主人穿的就是这种履。随葬女俑足上，也是歧头履，多为女性所著。此外还有丝线履、素履等。魏晋南北朝时有许多式样的履，男女可通用。南朝流行的“重台履”，十分别致，因其履底颇厚，可使仕女体态更显得修长，婀娜多姿。此外，还有分梢履、笏头履、五朵履、文履、聚云履等，有的沿袭到宋代。唐代在履的翘头装饰方面，多有发展，如金薄重台履、高墙履、勾履等，看来都是翘头各有特色的履。在唐代妇女中较为流行的履，一般履帮稍浅，履底稍薄，轻巧便利，多以罗帛、纹锦等为履面。甚为精细。元·伊士珍《琅嬛记》载，陕西“马嵬驿”一位老太太，拾到当年杨贵妃自缢时留下的一双“雀头履”极为华美，履口遍饰珍珠，并以削薄檀木为垫，香气袭人，长仅三寸。后来，老太太把它传给女儿玉飞。姑娘也将此履，视作“异宝”，从不肯轻易示人。学者考证，《琅 记》很可能是一部明人伪托的书，内容荒诞，多属无稽。贵妃遗履，或许纯是传说，但唐代已有供贵妇人穿用的豪华的“雀头履”，当是事实。自两宋经辽、金、元直至明清时代，履的形制，在继承中又有所发展。如明代出现福字履，端庄肥阔，古朴大方，履前头部缀饰的福字与曲线花纹，交相贯通，流畅自如，雅致协调。这种履清代仍在穿用。
（三）
汉武帝时齐人“”东郭先生”被朝廷征名为“待诏公车”，但在京中很不得志，时受饥寒，衣裳褴褛，穿着一双没有底的履，走在雪里，履“有上无下”，双足直接踩在地上，街上的行人见了都笑他，但“东郭先生”很平静地说道：“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意思是谁能像我这样穿履走地雪地里，让人们看到上面是履，而下面踏出的却是赤脚的足迹？这一史料可使我们了解到古人冬季也是着履的。
《渊鉴类函》载，“南海”有一种“抱香木”质地极柔，经不住刀砍爷斫，乘其鲜湿，可从中间破开挖空制成履，“易如削瓜”。如待其干燥就变得坚韧异常，很难制造了。这种抱香木履特点是，肥大而轻，遇风可随之飘动。夏季穿能抵御湿暑气，颇为实用。西晋太康六年（285），扶南（今广西扶绥一带）进献武帝司马炎一百双。武帝虽深为“叹异”，但嫌它过于粗陋只命放置于“外府”，作为“方物”，保存了起来。这种“抱香木履”，不知道比现在的旅游鞋怎么样？另据《渊鉴类函》等书记载，南朝一位终生不仕的学者沈麟士，字云祯，待人宽厚，不拘小节。一天，沈麟士走在路上，邻人认定沈氏所穿的履是他的。沈麟士说：“是你的履么！”于是立即脱下来，光脚走回了家。过了几天，邻人找着自己的履，遂登门送还沈氏的双履。沈接过来却说：“不是你的履么”笑了笑，便轻易收下了。沈氏的雅量虽为世间所少见，但这件事，却可使我们联想到，当时人们的履，品式也许不太多，或者大同小异，否则怎么会一下子就错认了呢？
南宋理学家朱熹《名臣言行录》载，北宋杰出历史家司马光，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平日家居，也总是“正色危坐”，未尝不戴冠巾出入门户。走起路来，步伐轻重，始终如一。脚上的双履，即便穿的透了底，而履面却仍像新的一样。这则记述，好像有些言过其实，但它似可说明，在北宋时代，即使司马光这样显要人物穿的履，有的底部也不怎么耐磨。
履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反映。有的还以履为题材，进行讽喻。如晋·傅元写的《履铭》：“戒之哉！思履正，无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征。”意思是，人们所想的，应该是走正道，不走邪道。正道是通向吉祥的大路，邪道是遭受凶险的征兆。这些话，现在看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鞋有关的还要提到屐。《说文解字注》载：“屐，榰（音支）也。曾两足榰以践泥也。”榰本总为柱脚，古用木，就是木柱础。这种木屐，通常由木扁（音骈）、系、齿三部分组成。木扁是底板一般是木的，系是底板上的绳，在底的前后有两个木齿，这样走起路来比较轻快，特别是便于雨天在泥地里行走。至于木屐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据南朝刘宋·刘敬叔《异苑》记载，春秋时，晋同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曾因国内之乱，外出流浪19年，回国即位后，对多年来跟随他同甘共苦的臣属，逐人进行封赏，但只有介之推（亦作介子推）拒不接受，隐居山中，敦请不出。晋文公无法，竟在山上放起大火，以为这样可以将他逼出来，但介之推却抱树焚死。事后，晋文公极为可惜，便将该树制成木屐，以作纪念。另据《论语隐义》载，孔子在蔡国时，底夜里被人偷了木屐。从这些记载看，晋文公时已能制屐，孔子也曾穿过木屐。据此推算，木屐的出现至少已有2500年了。
（四）
汉代以后，穿木屐者日益增多，《后汉书·五行志》载，东汉恒帝延熹年间（158-167），京都中年长的人都穿木屐。到六朝时，士族显贵穿木屐成为风尚。有的木屐，还有高跟。屐齿的高度，通常前后相等，约在6至8厘米左右，而高跟木屐，则是前齿低于后齿。它最早出现于南朝梁时。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著）高跟齿屐。”可以想见，当时这些穿高跟木屐，涂脂抹粉的纨绔子弟，每天所过的奢侈生活。最初，木扁下两齿，是由钉子固定的，所以很易松动，尤其是高跟木屐，稍有较大磕碰，便可折断。随着生产发展，工艺逐步步改进，人们遂在楄上凿出榫眼，以便让屐齿的榫向上合于楄中，然后再用钉子固定，这样，屐齿就结实多了。这种木扁上可看见齿榫的，称为“露卯”；木扁上的榫眼不凿通，将齿椎插入孔，做暗榫的，称为“阴卯。”这种阴卯木屐，在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年间（376-396年）就已经出现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人民还制造出一种连齿木屐。其特点是木扁、齿和屐面全部以整块木头斫制而成，而无需原来的绳系。据《南史·宋本纪》载，武帝刘裕，自奉节俭，“性尤简易，常著连齿木屐”，每步行出游，“从者不过十余人”。可见这种木屐，不仅轻便而且耐用，所以这位朴素的开国皇帝才如此偏爱它。为加强木屐防雨和践泥的作用，这一时期还造出一种蜡屐。据《晋书·阮孚传》载，祖约生性贪财好货，阮孚生性酷爱蜡屐，二人各有所爱，但朋友们却难以评判出他们不同癖好的得失。一天，有人看祖约，正好撞上他在清点财物，祖约遮掩不及，就只好用自己身子挡着，十分狼狈；可是有人去看望阮孚，正碰上他在给木屐涂蜡，他还对这位朋友感叹：“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不知人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由此得知，两人思想境界，迥不相同，于是“胜负始分”。可见，当时蜡屐是可以自己涂制的。蜡屐比木屐防雨践泥的功用更好。还有一种双齿都可以拆卸的木屐，适于登山时穿用，即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则去掉后齿，以保持人体重心的平衡。据《南史》谢灵运传中载：这位博及群书的著名诗人，每“寻山陟岭”，“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所以，人们把这种屐，称为“谢公屐”。
（五）
木屐可践泥，故有时人们也用它来践物。《晋书》王述传载，这位事母至孝的东晋尚书令，却是个急性子。一次，他吃煮鸡蛋，用筷子没夹起来，便大怒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旋转不止，他见此情景更怒不可遏，遂猛然跳下床，用屐齿践踏，又没踩着，于是扑向鸡蛋，用手抓起放到嘴里咬破，再吐到地上，才算出了这口气。
连齿木屐也好，露卯、阴卯也好，蜡屐也好，屐齿的强度总是有一定局限的，弄不好，就会折断。《晋书》谢安传载，前秦皇帝符坚统率90万大军，南下攻晋，江东大震。身任宰相的谢安组织北府兵力拒，在淝水大败前秦军。捷报传到建康（今南京、东晋京都）谢安正和朋友下围棋。他看完递送来的战报，知道前线已大获全胜，却“了无喜色，随手把它放在床上”，照旧下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那个朋友忍耐不住，问谢安：“战场上的情况怎样了？”谢安才从容回答道：“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把符坚打败了！”那个朋友听了，兴奋得马上推开棋盘，跑出去向同僚们报告喜讯去了。过了一会儿，谢安起身回内宅去，此时再也压抑不住狂喜心情，当他跨门槛的时候，竟把木屐的齿碰断了，可他自己却没有感觉到。《晋书》本传，就这件事，说谢安是：“其矫情镇物如此。”“矫情”是故意违反常情，表示与众不同：“镇物”是遇到事情，能控制住自己，而不露声色。没想到屐齿不作美，出了谢安的“洋相”。
屐通常是指有齿的木屐，但也有草制或帛制的，即无齿平底的。三国魏明帝曹睿青龙二年（234年）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与蜀汉丞相诸葛亮所部在渭南对峙待战。但天不假年，诸葛亮竟病死在五丈原军中。蜀军诸将失去统帅，遂自烧营盘，准备撤退。司马懿得知消息，将率军追击。据《晋书·宣帝纪》载，关中一带，多产蒺藜，蜀汉军就在追兵必经的道路上，遍撒蒺藜，企图设置障碍。司马懿于是特派军士两千人，每人穿一双软材平底木屐，列队为前锋开路，使蒺藜全都扎到木屐底上，随后马步大队并过，一直追到“赤岸”（今天陕西汉中县西北），才得知诸葛亮确已死去。看来这种平底屐，还在古代战争中发挥过作用。
西晋时期，男女屐式曾有过区别。男人的屐前端为方型；女人的屐前端为圆弧型。但太康年（280年）以后，妇女也可以穿方头屐。正如《晋书·五行志》所说：“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
因为按古代习俗，屐一般是在日常生活中穿用的，所以在重要礼仪场合，决不可著屐，否则将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
（六）
靴，就是高筒鞋，源于北方牧民族。宋·高承《事物纪原》载，靴，“本胡服，赵武灵王所作。”赵武灵王好胡服，常穿黄皮短腰靴，后来靴腰加长，以供军愉穿用。但在雕塑北朝之前，汉人着靴的习俗，尚未通行，所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没有“靴”字。赵武灵王24年（前302年），进行军事改革，采取西北游牧人民的服饰，学习骑射，史称胡服骑射，。即把原来的大袖子长袍，改成小袖口的短褂，腰系一根皮带，脚上穿一双皮靴。这种衣服，便于骑马，走路灵活。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双两千多年前的皮靴，当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后靴子的实物。
南北朝时期，随着不断瀑以战争，北方民族迁入中原，其服饰在中原地区渐趋流行，北方人所穿的靴，也渐为汉族民众所接受。那时的靴，仍主要以兽皮为面料，男女通用。《北齐书》载，一妇女，在汾河洗衣，有骑马人路过此处，偷换了妇人的新靴。妇人发觉后，使拿着旧靴，到州衙上告。并州刺史命人把住在城外的老太太们都找了来，当众提着靴子诈称：“有一骑马人，途中遭抢，被盗所杀，留下此靴，大家仔细看看，难道死者没的亲属么？”话音刚落，只见一老妇，走向前来，大哭说：“我的儿子，昨天去丈人家，穿的正是这双靴子。”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就抓市面上了偷靴贼。这说明，当时不仅妇女穿靴，而且靴无男女之分。但按照南朝的定制，官员穿礼服时，不能着靴，否则便是不敬。据《南史》载，宦官 蔑视朝廷，“学北人着靴上殿，无恭肃之礼”，所以近到指责。
唐以前，中原人在骑马时才穿靴，但自唐高祖顾渊武德年间（618年到626年）以后，上至帝王，下至庶人，平时也常穿靴。其时，为追求美观，靴的造型多的变化。靴本是高腰的，而从唐代开始，已出现矮腰靴，技料亦由皮制逐渐出现麻布或衬毡的。此外，在加一方面也日益考究起来，如当时已有极为精致的“绣花织文靴。”因唐代的靴，已十分华美，所以不再把它视为“胡服”，据《续事始》载，唐遂取消前代禁令，颁谕准许着靴步入殿省。宋·欧阳修《归田录》载，世称“长乐老”的冯道，有一天在中书省与同僚和凝闲话。何见冯穿一双新靴，就问：“大人靴子是花多少钱买的？”冯遂抬起左脚给和看，答：“九百。”和凝性情急躁，马上回过头来质问身帝的“小吏”：“我的这双靴子，怎么用了一千八百？”于是连声斥责。冯道又慢慢抬起右脚道：“这只也是九百。”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据此可知，五代仍可着靴上朝。
五代以后，靴子花样更加繁多，据晋人著作《邺中记》载，十六国时赵国君主石虎的“皇后”每次出行，有着靴骑马女官千人护卫，队列整齐，至为壮观，这些女官，每人穿一双“五彩织花靴”。此靴究竟是何模样，已无从查考，但就其命名可以想见，当是异常华丽讲究。
宋初，沿袭唐、五代遗制，仍许在朝堂上着靴。为此，宋太宗还特别赏予得中的士子靴笏。《渊鉴类函》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便曾诏赐新第进士“绿袍笏靴”。但自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至1118年），又以朝堂着靴为轻慢，改制用履，这样持续了近50年，到了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才又恢复可着靴入觐的旧仪，并规定文武官分别按品级服色，在靴边加饰不同颜色的滚条、滚边，以示区别，如三品以上的用紫色滚条，五品以上用绯色滚边，七品以上用绿色滚边，九品以上用蓝色滚边。随着穿靴风气之日盛，自禁苑的妃嫔宫娥，下至坊间的歌会舞女，皆以着靴为美。宫中女靴，更是独出心裁，多以“织文”为靴腰，“风嘴”饰头，十分华丽。且以红色最为流行，为屯唐宋妇女爱穿色彩鲜艳的红色大榴裙有关。
（七）
在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由多次驱骑南下征战，进而夺得全国政权，其习俗服饰，随之以更大规模传入内地。此睦有关靴子的记载，高丽式靴、颉嘴靴、鹅顶靴、毡靴等。但这一时期的靴子，一改织花绣锦之式，造型较为粗放简单，色彩一般与衣服相配。
明代，遵循唐宋旧制，帝王百官，后妃宫人，都可着靴。据《明史·舆服志》载，“靴以皮为之”，是皇帝的“常服”，“朔望（初一、十五）、视朝、降诏、‘四夷’朝贡，外官朝见”时，均可着用，但在皇帝着“通天冠服”或“皮弁服”参加大典时，是不能穿靴的，这种情况依制应着白袜赤鞋。群臣冠服则穿“白袜黑履”。文武官员着“公服”，较为正规，在“早晚奏事及侍班”、“朔望”、“朝参”等重要场合，都是可以穿用的。因此，靴虽在极其隆重的仪典上不能着用，但在一般“奏事”或“朝参”时，却是可以着用的，所以此类靴又称之为“朝靴”，其中以“朝方靴”为代表。这种靴子，靴底前部呈方形。明代靴 子的形制，通常以青缎子做面，下槽接头前头饰梗，三道皮子反缝，靴底共八层皮沿条，生牛皮为底面，底心用双抄纸垫衬，纳卧针正绱，平墙烫白千粉。此外，还有黑皮靴，是供宫人穿的；毛猪皮靴，是供官妓之夫穿的。当时，另的一种钉靴，是供文武字员雨天穿的。据《明史·舆服志》载，洪武六年（1373年）诏定，原先“百官入朝，遇雨皆蹑（着）钉靴，声彻殿陛”，掌官礼仪的“侍仪司”，遂奏请禁止。明太祖朱元璋于是传谕，百官雨天穿针靴，可在靴外再套上一双“软底皮鞋”待出朝脱去。灾确是一个解决殿堂噪声和泥污的好办法。但也不都是如此，还有特殊规定，即在“奉天、华盖、武英诸殿奏事”，必须着用“履鞋”。封建社会等第分明，按明代制度，庶人、商贾、衙吏、步军都不许穿靴，只能穿“皮扎革翕”，即在腿上另扎一皮筒子似靴非靴的一种鞋。而在北方寒冷地区的百姓，因生活需要，则许穿“牛皮直缝靴”。护驾的交尉和守门的力士，在当值时须着靴，但在外出时却只能穿皮扎革翕。
满族由北方入关后，其礼俗随之也取得统治地位。穿靴本是他们的民族传统，故自清朝执正伊始，就服饰变化而言，靴则日益成为全国人民的生活用品。但在辛亥革命后，仿照“正史”体例编撰的《清史稿·舆服志》，有关皇帝、皇后、文武字员等冠服制度中，却没有着靴的规定，这也许不是出于视“冠服着靴”为当然，就是由于疏忽。可是从其它史料中，我们了解到，清代的靴，主要有如下两种：首先是贵胃、显要穿的“官靴”亦称“朝靴”也是方头，底厚筒长，以缎为腰，很是舒适，着官服时用。其次是士庶穿的“尖头靴”。此靴 除前部外，造型与官靴大致相仿，只是质料有的较为粗劣。另外，老百姓穿的还有一种长筒革靴，满族男子冬季狩猎每着此靴，以牛或猪皮制作，不仅耐磨，而且保暖。（完） |
